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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欧洲关于语言教科书设计的观点
作者:[英]路易… 文章来源:其他网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11/29/2007
80年代欧洲关于语言教科书设计的观点 [英]路易·乔治·亚历山大[1] 刘道义 司延亭 译
一、近期历史背景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观察过去,也许可以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语言教科书编者80年代工作的准备时期。实际上,在欧洲只是到了70年代我们才认识到,我们至少在考虑教什么和学什么这样的问题上,应当同考虑怎样使教材符合主观臆断的考试大纲、怎样使教材花样翻新以扩大销售量等问题上,花费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决不是偶然才有这种共同认识的。这种认识开始于1971年在吕施利孔举行的由欧洲共同体文化合作委员会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那次会议的宗旨是,“研究以单元/学分制形式组织现代语言教学,确定一条能够调动成年学习者个人积极性和培养能力的路子。”(1971年吕施利孔座谈会报告第l页)。 那次座谈会是一个小小的起步。从那时开始,在约翰·特里姆的指导下,欧洲共同体现代语言计划付诸实施。根据计划成立了工作组,发表了有影响的、发人思考的论文。一篇篇论文发表后又汇集成册,题名为《成人语言学习的系统发展》(文化合作委员会编著,1973)。这些论文阐述了外语习得的许多方面的问题。以后这些论文的观点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而且一系列阐明观点的文章陆续发表。但这些仅仅可以称作欧洲主要语言教学的“初期大纲”,其中有:英语为外语教学的《入门阶段标准》(范埃克著,1975)和《教学阶段》(范埃克等著,1977);法语教学的《起始阶段标准》(考斯特等著,1976);还有20世纪80年代初的德语(康特克特·施韦尔)、意大利语(利韦罗·索利亚)以及西班牙语(尼韦尔·翁布拉尔)的教学说明。 这一切已经在思想上为80年代工作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坚决扭转60年代那种纯粹为了教/学把语言减少到只剩下核心句型、句型转换和替换的倾向,强调把语言当作交际的工具。初期大纲的发表对理论基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就为80年代的教材编写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二、初斯教学大纲及其使用 随着大纲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一个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趋势,这就促使我们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提出了问题,并且重新作出评价。从这些初期教学大纲出发,我们可以制定实际的工作方案,完全符合编写教科书、安排课程、设计考试题等方面的要求。大纲的所有说明应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力求表述清楚成年学习者的各种可能存在的交际的需要。总的出发点是弄清楚学习者运用所学语言想干什么。“典型大纲的基本特点是,努力确认外语的能力是一种技能而不是知识。大纲首先要分析学习者运用外语将来能够做什么事,其次再决定为了做这些事应该掌握的语言形式(词汇和结构等)”(范埃克,1976)。于是,这些说明和分析就为“功能/意念”大纲(而不是为结构大纲)提供了基础。 这种对学生需要所做的分析和说明,常常遭到责难,一般不外乎是认为评定带有主观性。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些评定至少是集体做出的,是反映了很多有丰富经验的实践者的意见。范埃克就这个难题曾发表过一段简明扼要的论述:“通常见到的情况是,教育革新项目的预算极为短缺,而且参加的人员又没有充分的时间;此外,如果目的是要取得实际的成果,一般就要丢掉理论上的许多顾虑,放弃学术上的保留看法。……社会不可能耐着性子等待专家们把一个个问题解决到自己满意时再把革新项目介绍给大家,这就要求专家们即使在大部分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之前就必须把自己的做法介绍出来,换句话说,即使不情愿也得冒这个险。”(圣·沃尔弗罔座谈会报告第32页,1973)。
三、教科书设计中的结构法和功能/意念法比较 在结构教学大纲和功能/意念教学大纲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结构大纲一般含有两个项目表,一个是结构表(常以难易程度排列),一个是词汇表。教科书编者在写书时,必须把两个表的内容都编入教材。对于教科书编者和学习者来说,这种教材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大纲中的全部语法项目和频率高的常用词。这类大纲的例子可以在《英语语法结构》(亚历山大等著,1975)一书中找到,该书详细列出了六级句子结构及说明。这样的大纲往往把交际能力的培养看作教学的副产品。从对比中可以发现,以功能/意念项目为基础编写的教科书与上述教材完全相反。功能/意念法自觉地教给学生交际的技能。尽管句型结构和词汇仍要经过严格挑选并要作循序渐进的安排,但它们是主要目标的副产品。大多数结构法教科书主要考虑两个因素结构和词汇,而培养交际技能的教科书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在我们进行交际活动时必须包含的主要因素: (一)功能:这是指“语言行为”,也就是我们想用语言所做的事。例如,同意、拒绝、提供(帮助等)、道歉、表示希望和恐惧等。 (二)一般意念:这是指抽象的与功能相联系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例如,存在或不存在;出席或缺席;运动或静止等。 (三)特定意念:这是指直接由话题决定的项目。三个因素连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表示:询问(功能)银行的(特定意念)存在(一般意念)。例如,“在这附近有没有银行?” (四)场合:这是指人与人接触或交谈的场合以及这种场合对于说话产生(如果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五)社会的、性别的和心理的作用:这是指谁对谁说话,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感觉如何;这些因素对说话者使用语言有什么影响。 (六)语体(语域):这是指我们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来反映自己各种不同的态度,例如正式和非正式;严肃和诙谐;文雅和粗鲁;肯定和试探等。 (七)重音和语调:表示自己的态度和感情不仅要靠我们说的话,还要靠说话时用的升降调。例如,有的人可能用的是客气的表达方式,然而用的语调可能表示的是粗暴、讽刺挖苦、无动于衷等感情。 (八)语法:即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是以上列举的各方面因素的产物。(一般意念常有语法项目表。) (九)词汇:即我们所需要的词汇项目,也是以上列举的各方面因素的产物。(这一部分常与“特定意念”相同。) (十)伴随语言特征:例如手势、面部表情等。不过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中用语语言教材的木的,并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要弄清楚的是,用功能/意念法编写教材既要考虑语法规则,也要考虑交际行为系统的部分准则;要求学生在运用语言时,不仅要做到语法基本正确,而且要做到在交际情境中表达合适。这一点对于成年学习者尤为重要,因为成年人很了解社交活动应遵循的准则,遇到情况用母语应付毫无困难,可是用外语就不知所措了。成年人使用母语时,“由于已经掌握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交和语言规则他完全成了协调的社会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他知道应该怎样和周围人相处,何时、何地、对什么人该做什么和说什么,该怎样做和怎样说。”假如这个成年人变成了一位外语学习者,他会突然发现。无论是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里,“任凭他在过去的经历中获得了多少知识和技能,他面临许多情况,感到无力应付”。(特里姆,1977)。 现在就教材编写的两个路子,逻辑语法项目循序渐进的编排系统和功能/意念编排系统,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实际使用的教学法,做一个概括的比较:
| 传统教学大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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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意念教学大纲= |
| 结构表+词汇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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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一般和特定意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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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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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性别/心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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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和语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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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和语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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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和词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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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编写的基础可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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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的基础可能是: |
| 由易到难的结构(直线式和/或循环式安排)+"情景化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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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功能编排系统或结构/功能编排系统或功能/结构编排系统,或"题材范围"编排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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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使用的教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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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的教学方法: |
| 一般使用视听法和/或听说法:以课文为基础,各课安排相同的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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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以适应语言活动和学习者的多种需要。 |
我们越来越可以看到有一种明显的脱离传统的简单化大纲和随之产生的教学法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已经确定无疑)。然而,究竟我们能够从舒舒服服的旧框框中解脱出来向前走多远呢?这是80年代的一个大问题。
四、传统教材编写和数学方法的局限性 对于按视听法和听说法编写的教材和教法的优点,尽管人们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而这些宣传也常常符合事实),但掩盖不了其存在的严重缺陷。例如,根据对难易程度的判断所做的安排随心所欲,不尽合理,往往让学生等好几年才能说上交际活动中很重要的话,如“May I have……?"其原因是,认为情态动词的用法“难度大”,必须晚一点儿学。于是乎,提供的情景也就牵强附会,结果成了仅仅为了教句子结构服务的语言环境。提供情景,然后在固定的课型中加以利用,这已经公式化,而且导致课堂教学程序千篇一律。提供的大量练习要求进行语言的转述,比方根据课文内容进行问答,如“What did John do then?”等问题。这些情景难免会使操第一语言的人在第一语言环境中互相对话,忽视外国人与目的语国家的人或与外国人经常在另一个外国环境里交际的需要(譬如,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墨西哥城使用英语,把它当作一种混合国际语言)。操练属于习惯形成的行为主义范畴(=和条件作用有关),而不是人类的行为(=与我们作为人类的行动方式有关)。这种操练也许在训练学生说出可以让人木材的话语,但常常过分强调了语法的正确性,很少注意情景的妥当性。教材内容一般都要求全部熟练掌握,而对于真实的语言和理解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听力和阅读抓住要点的训练从来就不受重视。直到最近,能使学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转述或即席创作的训练仍很缺乏。测试一直是(现在大体仍然是)心理测量学的“离散点”,设计试题是为了好客观判分,这种测试的理论基础是拉多帕名言:“对解答试题能力的测试就是对掌握语言程度的测试。“这种测试方法反过来对教材和教法的影响只能说是有害的,因为在教材和教法中把测试语言所使用的方法与教授语言必需采用的方法混为一谈了。
五、以功能/意念大钢为基础编写教材的几种方法 以逻辑语法为纲,结合“情景化的结构”有三个优点:易于理解、易于运用、易于教学。但是,因为通常把交际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教学目的(除了纯语法以外)不明确,教学效率非常低,效果常常很差。比较起来,功能/意念大纲难以理解,贯彻也较困难,在实践中很多问题难以预科,因而对教材编者、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高得多。可是,由于这种大纲明确地提出了交际的目的,并且寻求达到这个目的的一条捷径,它会非常有效地迅速提高学习者的水平,挖掘自己的潜力。这种想法立即得到善于思索的教师们的响应是不足为奇的,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功能/意念大纲使教学和思想实际结合较紧。然而,要学会怎样在教材编写中使用这一比较复杂的方法就成了80年代的一项重大的任务。 对以下列举的四种大纲设计的模式的说明是初步的,是以初期大纲“教学阶段”和“入门阶段标准”为基础提出来的,不应该看作仅有的供选择的方法,而应看作可以变化的。其中每一种对不同的教材都有影响,而对每一种都要考虑它在具体运用时是否合适。 (一)纯功能编排系统 以纯功能为基础的一种编排形式(如”今天我打算教你们表示同情、怜悯的话语,明天我将教给你们表达欢乐情绪的话语”),对于供课堂教学用的教材编写是难以想象的。通过填空替换练习功能语言,不重视语法,学生无法进行系统的语法训练,有些教师拒绝接受这种语言教学方法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学习者想进行系统的语法训练。有一种纯功能性的教材,可以称作“Survival(生存)”。这样层次的教材体现普通的交际性不用矫柔做作,其使用的不是我们正在编教材用的语言,而是(用斯波尔斯基的话说)“类似语言的活动”,使学习者具备能力获取食物、住所,讯问或指明方向,等等。这样的程度不必(甚至不好)要学生进行高于填空替换功能语言练习的系统语法训练。精心设计的教学大纲向学生介绍为数有限的必要的交际项目,首先教学固定的用语(例如,“Please”,“Thank you”,“That's all”,等),要学生记熟这些用语。然后教学类似以下的功能/意念项目:
| 可得到/不可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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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保留了/没有保留座。 |
| 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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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想要(请给我)/一张票/。 |
| 存在/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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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去/马德里/的/火车/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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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去/马德里/的/火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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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去/马德里/的/火车/。 |
| 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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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请问,(离这儿)最近的/银行/在哪里? |
在这样初级语言习得的阶段,纯功能法教材(可笑的是眼下往往用传统式习惯用语手册来充数)的内容和实际显然是结合得很紧的。这种教材完全是以填空替换语言练习为基础,加上词汇检索系统,精心选择词语填入空白处。假设学习者已掌握了主要的句型,他就能够在双语字典中找到他需要说的词,并填入句型中的空白处。用5至20个小时学习主要句型(时间多少决定于学习者想吸收多少句型)足以完成这一套系统的准备工作。“生存”丛书(朗文出版塞圃1980年出版[2])已经运用了这种方法让学习者获得最低限度的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当然还可扩大范围把阿拉伯语、日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等不大容易学会的语言包括进来。因此,自19世纪起编排方式一成不变的习惯用语手册,以及应用语言学家可能一向认为不屑重视的旅游业,完全可以得到新的定义,广大的旅游者或公务旅行者的语言学习需要可以得到满足。 (二)结构/功能编排系统 用这种方法设计教材,效果最明显,马上可以引起人的兴趣。用这种方法设计出来的教材既可以适合某种循序渐进和按照难易程度划分登记的需要,又可以在主要方面达到功能/意念大纲的要求。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开始阶段采用这种编排形式是可行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同时掌握结构和功能是必要的。 用这种方法设计教材,句型结构的传统的直线式的编排顺序将再次加以运用,但它更具有功能的而不是纯结构的含义。例如,许多传统教材都以这样的句型结构开始:"this is…"接着要学生学习一系列完全凭经验想象出来的句子("This is the window." "This is the door." "This is my head." "This is my nose."等)。为了取代这些为练习而练习的句型(总是荒谬可笑的和不能交际的),我们可以教这样的句型,例如介绍人物:"This is Mr X and this is Mrs Y."或者列举机器部件:"This is the ON/OFF switch(这是开/关闸)."当教学"What's this …? It's a…"时,赋予这些句型结构许多不同的功能意义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在教识别事物的名称时可说:“What's this in English?”
[1] L·G ·亚历山大编著过《新概念英语》等多种英语教材,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合作编写的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的英方高级顾问。——译注 [2] 该书由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提英文原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编译出版了“生活英语”。——译注 |